“简化论的思维通常是通往诺贝尔奖的堂皇之路，这造成了科学上越来越多的碎片，而真实的世界却要求我们用整体的目光去看问题。”
“生命”，它的实质是什么？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现代的最早研究其实是由《复杂性》这本书里较早出现的一个主要人物考夫曼完成的（页143－151）。他在七十年代初期发明的所谓“遗传算法”，把一百个简单基因，每个基因只有两个可能的输入和输出状态，随机地连接在一起。然后，他观察任意输入的信号所引起的“基因”的连锁反应，他发现当这种由简单元素拼凑起来的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绝非简单的现象：一百个以上基因随机连接，当每一个基因可以被两个到十个别的基因激活时，全部基因所构成的这个系统会呈现出若干个稳定的循环状态，他进一步发现，可能出现的循环状态的个数大致相当于网络内基因总数的平方根；而且，他查找了生物学资料，发现在真正生物体中，细胞类型的数额大致等于该生物体中基因数的平方根——又一个“幂律”。如果把互相能够激活的基因数目增加到十以上，系统会进入过分的活跃而导致彻底的混乱。这样，我们看到生命现象只能发生在“混沌”的边缘处，而这时的生命，表现为从大量简单元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连接中“突现”出来的稳定的整体结构（即所有这些简单元素被当成一个整体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形态），以及更重要的，大量这样的整体结构之间的进一步复杂连接并进一步“突现”出来的进一步的整体结构——更高层次上的特征形态，……如此演进以致无限。同样的过程还发生在化学家所谓的“自动催化”相互作用中。
按照我的理解，《复杂性》这本书所论述的“生命”形态要求三个必要条件：（1）大量的机遇，（2）允许简单元素按照某种简单规则作出“选择”的空间，（3）迫使每一个简单元素作出独立选择的某种压力（例如化学自动催化过程中的外力，自然演化过程中的资源稀缺性对生物造成的生存竞争压力，心灵的创造性活动中意志的作用力）。这里存在着“生命”的度：如果选择空间太小，相互作用立即会达到单调的均衡点并且“死去”；如果元素的选择自由太大，相互作用会打破任何刚刚突现出来的结构，从而系统丧失稳定性。类似地，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不可能除了法律之外就是无政府，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只能存在于死板的法律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某个空间里，这就是哈耶克所论证的“道德”管辖的空间。上面的条件（1）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存在着“不确定性”。当存在着不确定性时，个体生存就要求根据历史经验提出一些简单的行为规则并且在不确定环境里“盲目”遵从这样的规则。这就是“规则的抽象性”。经济学家（RichardI?Ieiner，参见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已经证明，那些不顾“规则”而坚持在每一个具体细节上寻找“最优化”决策的个体其实无法在不确定性环境里生存，那些遵从规则并在规则的“边际”保持着灵活性的个体，当他们的社会允许这样的个体之间展开充分竞争时，这些个体作为整体具有最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是《复杂性》反复强调的“共同演化”的观点。海德格尔从早期的强调“此在”转变到晚期强调“共在”，阿瑟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哲学对“存在”的关注以及东方哲学对“共在”的关注（页463－468）。
对复杂现象的研究要求综合，这就是为什么《复杂性》的主角们在最终走到一起来之前几乎一律遭到分工细密的美国学术界的冷待。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觉得阿瑟关于收益递增的想法“很离奇古怪”、“不是经济学”、“并不存在”，“而且，即使它存在，我们也不得不宣布它不合法。”桑塔费研究所的所长考温气愤地说：“通往诺贝尔奖的堂皇道路通常是由简化论的思维取道的……这就造成了科学上越来越多的碎裂片。而真实的世界却要求我们——虽然我讨厌这个词——用更加整体的眼光去看问题。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其它事情，你必须了解事情的整个关联网……就这样几年折腾下来，强制性的狭隘视野变成了一种不被人们所意识的本能……最令人沮丧的是这种碎裂的过程对科学整体的侵害。传统学科已经顽固和相互孤立得好象要自己窒息自己，你视野所及，到处都有太多的科学良机，但太多的科学界作者似乎对这些默然无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当他们终于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才发觉自己不再是“疯子”。而且，为了产生这样一个研究所，仅靠“疯子”们的努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像阿罗这样的主流学派大师的支持才行得通。一个面向综合的时代要求学术制度的创新，分析的时代则倾向于“复制自身”，把人们锁定在分析的时代里。
（本文是作者为《复杂性》一书撰写的长篇评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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